还原廖耀湘(2)（1 / 3）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噬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林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异域扬武威

中国在汉唐时代，那是地球上第一帝国，进取性和扩张性很强。西汉名将陈汤在给汉元帝的上疏中写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意思是说：让进犯我强大汉朝的人明白，即便地处偏远，也一定要讨伐。这很能代表那个伟大时代中国人的豪气和自信。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人的外向攻击能力就大幅度下降，开始向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方向发展。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大嚷起来，不对呀，成吉思汗都发兵打到欧洲去了。到了元朝正式建立后，奇怪了，蒙古铁骑好像一下子就萎缩了，不再有先祖的威风。明朝就更不行了，自永乐之后，基本是被动防御，偶尔在自家地盘上打一下防守反击获得成功的，就成了名将，像于谦、戚继光、袁崇焕。但这样的人很招人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窝囊，凭什么你这么威风呀？于是各方都来算计，结果于谦、袁崇焕下场都很惨，戚继光有张居正护着，倒是得意了很久，但张居正一死，马上遭到排挤。在这种大环境下，能外战的人也不想费那份劲，干脆窝里斗得了。清朝在乾隆之后就更别提了，八个国家的老外居然约齐了打进京城来，在世界上那是丢人丢大了。中华民国建立后，风气正了许多，有志气的军人都有种想洗刷国耻的强烈愿望，梦想着有一天能战胜外国人。汉唐时的那份豪气又逐渐回来了。但是，有的军人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带着遗憾先走了，比如蔡锷。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军人倒是等到了这个机会，英勇无畏地投入战斗，不少人都因此名垂青史，像薛岳、张自忠、吉鸿昌、马占山、马本斋、杨得志等人。但这些人是在自家地盘上打防守反击。只有少数人走出国门，在异域他乡跟日寇做生死搏斗。虽然都是抗日，但后一种抗日无疑更痛快、更解气，因为不用殃及自家的土地和人民。这就好像别人找你打架，如果在自己屋里打，就算赢了，自家的坛坛罐罐总会打烂一些，未免有些不爽。如果是在屋外的地方打，那就没什么顾虑，可以放开手来打，打个痛快。廖耀湘是个喜欢打痛快仗的人，因为历史的垂青，他成为了少数扬威异域的中国军人之一。

一九四二年初，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战场。蒋介石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被日寇侵占，那边海路受阻，滇缅公路就成了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运输线。二是一旦日本攻占印、缅，不但切断了中国的外援，而且立刻可以从云南打进来，直逼重庆，与东南、华北的日军形成三面夹击之势，那局势就非常危险。正因为这次远征意义重大，所以蒋介石不月惜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但统治印度、缅甸的英国人却并不欢迎中国军队的到来。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啊。觉得你还是晚清时期那水平，来添什么乱喽？蒋介石同样看不起对方，觉得英国军队在香港不战而降，在东南亚节节败退，与强国地位太不相称了。互相瞧不起的双方，最终还是合作了，这是因为日本攻入缅甸后，英国人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而蒋介石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不能坐视不管。部队出发前，他给杜聿明、廖耀湘等人都打了预防针，要他们对英国人小心点。廖耀湘也明白此行艰难，但他是“宝牯佬”性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他那特有的洪亮声音向委员长保证：一定会好好打，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

就这样，廖耀湘带着新二十二师，跑到了一个完全人生地不熟、连语言也不通的地方——缅甸。形势正如蒋介石所料，英国人很滑头，急于把这个烂摊子甩给中国部队，作战根本不积极，没打几下，就把缅甸的首都仰光给丢了。廖耀湘进入缅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当救火队长。当时戴安澜的第二百师在同古被日寇围住了，廖耀湘奉命前去增援。他像一头猛兽那样，带着军队从侧后方扑上去，与敌人撕打在一块。第二百师抓住机会突围，最终成功。廖耀湘圆满完成任务。他还没怎么喘过气来，任务又来了。这次更为艰巨，乃是正面阻击日寇，延缓他们北进的行程，好让大部队能从容集结于平满纳地区。当时北进的日寇有第十八、第五十五、第五十六三大师团，还有飞机、大炮和坦克做辅助，廖耀湘手里只有一个师，力量对比悬殊。这种时候，廖耀湘就显出他的大将之风来了。他非但夷然不惧，指挥若定，还创造了一种“滚筒战术”。他把手里的三个步兵团重叠配置在不同的阻击阵地上，每一个团和敌人拼上一阵后，转入下一个阵地，轮流抵抗，逐次撤退，这样每一个团都会获得休整的机会，同时又保证了战斗的不间断。廖耀湘是从一个叫斯瓦的地方开始和日寇纠缠的，从斯瓦到平满纳，只有六二公里的狭长地带。廖耀湘运用“滚筒战术”，居然和敌人周旋了整整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阻滞任务。

只是局部虽然赢得了胜利，但大局不容乐观。由于从仰光撤退的英国军队毫不抵抗，在曼德勒集合后，脚底抹油，溜到印度去了。中国军队孤军奋战，打得很勇猛，也打得很惨烈。在腊戌之战中，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不幸殉国，年仅三十八岁。腊戌失守后，各路日军都冲着这里奔袭击而来，想把中国远征军彻底绞杀。在这个危急时刻，远征军实际上的统帅杜聿明竟然失去了斗志，下令部队退入野人山，打算从这里撤回云南。对于他的这个决策，有三个人都意识到其中的谬误。一个是扼守腊戍的日军五十六师团长渡边中将。因为长途奔袭，部队非常疲惫，对于能否挡住实力尚存的中国远征军，他实在没多少把握。没想到中国军队居然准备不战而逃，而且是要逃往凶险恐怖的野人山，他狂喜之余，只能把原因归结为杜聿明大脑出了问题。一个是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这个孙立人，是个军事天才，被外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不是黄埔出身。再加上他个性特立独行，在黄埔老大哥杜聿明面前，就不是那么唯命是从。他的态度是：正确的就执行，不正确的就抗命。走野人山，孙立人认为差不多是绝路一条，便带着第三十八师断然脱离了大部队，向西急行，撤往印度。因为孙立人威信很高，杜聿明也拦他不住，除了气得发抖之外，也没别的办法。当然，杜聿明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一有机会就报复孙立人。结果导致日后的三大战役，国民党这位攻击能力超强的将领居然没能参与。还有一个人就是廖耀湘。但廖耀湘对杜聿明有深厚的感情，要他像孙立人那样把部队拉走，廖耀湘实在做不到。这也是邵阳人乃至湖南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把感情义气摆在第一位，哪怕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个特点给廖耀湘带来了好处。虽然他不喜逢迎，但是他的上级都很器重和信任他，因为他除了才华出众外，还很忠心，不会背叛对他有恩的人。这个特点也成为了廖耀湘的死穴，最终导致他兵败辽西，这件事我后面还要细说。在缅甸这一回，他先是建议杜聿明集中兵力，突破日寇的包围，但杜聿明固执己见。廖耀湘无奈之下，只好遵命行事。

野人山在缅甸胡康河谷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这里全是原始森林，河流交错。雨季洪水泛滥，根本无法通行。到了旱季，河川变成了通道，除了更底宛河外，均能徒步通行。但是，除了地形险峻外，野人山有更多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一是水桶粗的蟒蛇。士兵们总是听见丛林里不断有“唬、唬”的叫声跟着他们。等到失踪的人一多，才弄清楚是被蟒蛇吃了。二是吃人肉的虫蚁。虫是黑色的甲壳虫，蚂蚁有一寸多长。人只能坐着休息，如果躺在地上，不到十分钟，就会被黑壳虫和巨型蚂蚁吃得精光，只剩下一副白森森的骨架。三是蚂蟥。蚂蟥不吃人肉，但是吸人血，而且钻进人的身体里，就很难拔出来，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四是野人。在进入野人山不久，部队文工团女兵全部死亡，基本上是被野人掳去*致死的。有些男性士兵也惨遭*，*他们的是雌性野人。这些东西诚然恐怖，但好歹也有形有状，能够对付。无形的饥饿、疾病才是让廖耀湘最头疼的。他一开始就下令，武器尽可能掉丢，多带粮食。但是，有的战士视武器为生命，哪怕再重，也舍不得丢掉，结果因此而丧命。四个星期过去后，干粮没有了，连皮带也煮着吃了。廖耀湘下令将马匹杀掉，制成干粮，除开路的工兵营外，每人每天只准吃一块。但死亡人数仍在增加，基本上每走十米，就能见到一具尸体，有的还是刚刚倒毙，尸体尚存余温。悲观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整支部队，连廖耀湘也有些萎靡不振。有一天，卫兵廖菊生问他，师长，还有好久的路？廖耀湘回答说，还有几天。廖菊生听后大哭，随即开枪自杀。原来廖耀湘说话没有过去那么响亮清晰，声音有些含混，廖菊生把几天听成了几千，误以为还有几千里路，立刻就崩溃了。这枪声惊醒了廖耀湘，令他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影响着许多人。由于廖耀湘始终与战士同甘共苦，指挥上也没有失误，所以战士们还是很服从他。廖耀湘的那位杜大师兄就不一样了。士兵们都已认识到他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把大家拖进了绝境。第五军直属部队的士兵把杜聿明的战马杀了，点起篝火烤着吃，而且不分一点给他。可怜的杜司令坐在旁边不断唉声叹气——以后他也得靠两条腿走路了。杜聿明哀叹的时候，蒋介石在重庆坐立不安。他请求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史迪威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搜寻这支子弟兵的下落。在史迪威的派遣下，一位姓王的团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超低空飞行，终于搜寻到在丛林里挣扎前行的远征军。他马上发出电报，刚发完，飞机就撞在一棵大树的顶梢上。王团长反应很快，抱着电台立刻跳伞。因为这位空军英雄，远征军终于跟蒋介石和史迪威联系上了。在史迪威的劝说下，蒋介石指示杜聿明不要回国了，撤退到印度休整。方向正确了，将士们都有了动力。廖耀湘强健的体格这时发挥作用了。他拿着刀，亲自带着工兵在前边开路。而杜聿明身体不如他，得了回归热，由八名士兵分组轮流抬着他走。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廖耀湘的副官，也是他的亲表弟，何贵生，把地图给弄丢了。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没有了地图就跟瞎了眼睛差不多。何贵生自知是死罪，躲了起来。廖耀湘找人不到，只有靠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来判断方向。他通过树干颜色的深浅来确定太阳的方向（对太阳的那一面颜色发红），还通过树干截面的圈数密度来确定太阳下山的方向。通过这种最古老的辨向方式，他终于把部队带出了那片阴森的林海。这时候，每个连平均只剩下十来个人，等于整个师只剩下十分之一，可谓损失惨重。在幸存的官兵中，有一位年轻的翻译官，叫查良铮。他后来弃武从文，以穆旦做笔名，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一九四五年，穆旦回忆起这段死亡之旅，百感交集，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一一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结尾的祭歌部分他写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