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修改《反垄断法》，多反行政垄断（1 / 4）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发改委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下放权力的同时，是不是要把它的主要职能转到事中、事后的监管上。发改委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核心部委，它在下放权力、改变审批制度以后，主要精力应该着重于两件事：一是怎么做科学的中长期规划，一是怎么有效实现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尤其是宏观政策的稳定上性。这两件事对于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十分重要。而且我认为这是发改委职能转变以后所要着力注重的两大主要职能，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监管上。

当然，现在价格管理权力还在发改委，而它对市场价格垄断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也可能是阶段性的事情。从中长期来看，发改委要转型。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一个问题，反垄断无论是谁去做，未来都要走向法治性的监管，提高公开性，提高监管法律的权威性。

用分权、放权、限权消除部门集中腐败

搜狐财经：您一再呼吁把监管权和审批权分开，您觉得哪个部门或哪个行业可以成为突破口？

迟福林：从几年前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一个大问题——实行行政范围内合理分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首先是相互制约的，然后才能相互协调。三权合一不仅不利于整个权力的行使，致使权力结构不合理，而且还是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

发改委的反垄断权力应该分散

搜狐财经：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后，大家都对依法治国和法治经济讨论得比较多，我想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向您请教。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为什么这么说？

迟福林：在中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我们想创造一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可能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可是在整个改革尚不到位，有一些领域的改革还没有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垄断性的问题应该是公平竞争中的突出矛盾。

垄断问题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尽管有进展，但没有多大实质性的突破，比如在能源、电讯、电力方面，不仅存在某些自然性垄断和市场垄断的问题，而且有一些行政垄断。

现在已经证明了，为什么有一些部门集中出问题？就是权力太大。分权是大前提。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一再主张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大概六个字：分权、放权、限权。

放权，我们这一两年行政审批改革为重点，简政放权为主要目标，这样已经走了一大步，但是行政范围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设尚未破题，更谈不上到位。

第二，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在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里，行政垄断还是突出矛盾，这个突出矛盾对于服务业适应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是最大的障碍。

第三，对垄断的监管尚不到位，尤其依法防治上不到位。反垄断是实现公平竞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现实生活中又构成市场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转型需求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所以在我看来，反垄断以及和反垄断相关联的市场监管问题，是我们经济生活和建立法治市场过程中最为突出问题。

搜狐财经：您怎么看今年发改委对奔驰等外资车企的一系列的调查、罚款？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扩大了发改委的权力？

迟福林：这件事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发改委在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价格垄断上采取谈话、反垄断措施和一些行政手段是必要的。确实存在价格垄断的问题，发改委作为价格的主要管理部门，有责任来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