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三章 让文学归于文学（2 / 3）

起源于从1923年2月份发起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那场大论战讨论到最后变成了谁才能救中国？

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独绣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对泰戈尔推崇的东方哲学尤为不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评论了，而是牵扯到了其他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少得了郭沫偌。

有了资金，梁启朝的讲学社曾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访问中国。

这一次邀请泰戈尔也是计划之一，泰戈尔一行来中国的吃住行都由讲学社负责，还包括演讲的费用。没有赞助谁来填补这笔钱。

和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一样，都不是无偿的，而且出场费不低。

这一次《新月》杂志发行泰戈尔专刊，和《小说月报》相呼应，也算是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合作。

所以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看有没有利益。

郭沫偌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但他在1916年读到泰戈尔诗作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态度。

郭沫偌读了《吉檀迦利》等诗歌。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

这些人由粉转黑，都和文学无关，而是和他们个人的主张有关。

泰戈尔还没有来。中国的文化界已经乱成一锅粥。

但这种做法遭到了以陈独绣为首的学者反对。

陈独绣发文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他忘记了，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上正是他最早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

胡拾对此保持了沉默，他一向推崇西方思想，对于泰戈尔批判西方思想，认为西方文明濒临破产的观点不能认同。

这其实是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